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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机处(军机处:帝王集权的意外结果)

对于今天清史研究至关重要的内阁大库档案,却曾在1909年差点被付之一炬。事情的起因,是紫禁城里沿用了三百多年的档案库房忽然倒塌,除了狭窄的文华殿外,宫里实在找不到足够地方存放它们。

经过讨论后,众大臣一致同意“旧档无用,奏请焚毁”,对于这种处理方式,三岁的宣统帝自然不可能反对。但当参事官罗振玉前往交割,随意从“废纸堆”中抽出几束翻看,竟然都是有关漕运、金川之役的奏文原件,他赶紧奏请军机大臣张之洞,说服后者收回命令。

军机处(军机处:帝王集权的意外结果)-图1

转眼大清变民国,国家多难,无暇存史。1921年,负责保存大库档案的历史博物馆因为经费不足,将这七千麻袋全部当废纸处理,总共十五万斤,卖得银币四千元。翌年,逃亡日本多年的罗振玉返回北京,发现市面上有不少旧档流出,一路追索,居然在一家造纸铺里找到剩余的部分,它们正要被倒入水池,“以造俗所谓还魂纸者”,遂花三倍的价钱将其买下,筑楼存储。对于罗氏两度于危急时刻救下档案的传奇,遗老王国维认为这绝不是偶然,而是天意所在,“特假手参事以存之耳。”

幸运地躲过了水火两厄的大库档案,1949年被人为地分割,分别存放在北京和台北。之后的几十年里,是冷战影响,西方学者只能够看到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的部分。美国学者白彬菊(Beatrice S. Bartlett)最开始就是在台北做清史研究,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档案对外开放后,他忽然发现自己“面对的是档案的海洋,数目是我先前在台北做研究时的十倍”,于是决定改换题目,“撰写十八世纪君主个人专制统治向军机处管理转变的研究”。

军机处(军机处:帝王集权的意外结果)-图2

这就是1991年出版的《君主与大臣 :清中期的军机处(1723-1820)》,作为清代制度史的经典,虽然今年它才被翻译成中文,读来仍然有新意。原因在于此书之立论,主要基于没有汉文翻译件的满文内廷档案,从“史学即史料学”的标准看,此书的资料占有非常充足。相反,中国学者开始重视满文,还是最近十几年受海外“新清史”刺激,被迫奋起直追的事,而且就目前而言,真正精通者仍然不多。

熔炼古今的制度设计

民国学者尤其是东南沿海人氏,大多对前清怀几分敌意。钱穆就曾在《国史大纲》里痛斥“清代政治,沿明代不设宰相,以大学士理国政,以便君主独裁。”似乎是意犹未尽,他后来又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里补充道:“清代政治,制度的意义少,而法术的意义多”,所谓法术者,即是通过军机处的廷寄等制度,造成一种秘密政治,以餍满洲之私心,“由这一点看来,清代比明代更独裁。”与这类极具批判性的表述不同,白彬菊行文冷硬,不对清朝政治体制作价值判断,整本书都不曾用过“独裁”、“专制”等词,只是客观描述军机处的演变过程。

军机处(军机处:帝王集权的意外结果)-图3

从具体的演变过程来看,军机处的成立实际上缺乏某种明确的顶层设计,而是在对外处理军政民政、内部人事不断变动的过程中慢慢定型。其萌孽是在1723年即雍正元年,怡亲王被任命总理户部,担任皇帝的大管家。帝制中国在改元初年,常常会出现年长大臣与年轻皇帝的老少组合,但这种搭配天生不稳定,因为当新皇帝年龄增长、羽翼渐丰时,必然要出手重塑中央权力解构,带来一阵血雨腥风。只不过即位时的雍正帝,已经是个45岁的老成中年人,而亲兄弟怡亲王还比他小8岁。有充足的证据显示,两兄弟情同手足,怡亲王既是皇帝的代理人,又是政治同盟者。

新皇帝需要代理人的原因,是当时中央机构臃肿,包括在内廷当值的大学士和管理部务大臣、总理事务王大臣、南书房、议政王大臣会议、权贵组成的临时班子以及奏折制度,可谓叠床架屋。这些机构有些是明政府的遗产,有些是清王朝崛起初期部落联盟的遗存,有些则是康熙临时设置的秘书班子。除了总理事务王大臣外,康熙帝一度“使用了所有这些作为统治工具”,但吃紧的西北战事,迫使新雍正快刀斩乱麻,寻求更为有效的领导方式。

军机处(军机处:帝王集权的意外结果)-图4

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奏折制度,根据白彬菊的统计,雍正朝十三年间的奏折数量,猛增到康熙最后十三年的十倍。这些奏折如雪片般,被直接送到岳钟琪、年羹尧等西北将领手中,不但帮助雍正帝避开部院,即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以及地方巡抚、总督的掣肘,而且也绕过了法律和行政程序。因为私密性高,雍正帝在长信里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,包括询问臣下的儿女家事以及日常起居。

“内廷”与“外朝”的博弈

对于“朕就是这样的汉子”、“朕亦甚想你”之类的“意识流”信件,作者的评价是:“一个写作的皇帝使用新的通信制度,将内廷处理事情的范围以及私密性,扩展到帝国的文武官员。”在此之前,还没有看到帝制中国的其他统治者,有如此大量的自我表露的东西。这种“雍正混乱无序”的背后,反映的是这位谣诼满身、继承合法性受到质疑的皇帝,对于独立处理政务的极端狂热。与之类似,在曾静案发生后,雍正亲自编写《大义觉迷录》,一一反驳曾静、吕留良的观点,并将相关内容下放至各县,之前也是闻所未闻。雍正朝时间虽短,但却在很多方面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文化。

1726年由怡亲王、张廷玉、蒋廷锡三人组成的内廷高层团队,负责处理西北战事,这是军机处的雏形。四年后怡亲王去世,张廷玉、鄂尔泰并列为内廷的两大核心人物。作为安徽籍的汉人,张廷玉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和地位,他苦心学习满语,即使成为户部尚书后依然举止谦卑,当儿子在科举中考中探花后,他还主动向皇帝要求降等,以避免刺激同事兼对手鄂尔泰。若没有张廷玉那样善于走钢索的人,军机处能否形成后来的满汉平衡还是个疑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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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中期开始,奏折发展出一种更机密的形式,称为“廷寄”。廷寄的特点是不交内阁,而由军机大臣亲自密封在匣子中邮寄,官员阅后重新装入匣中送回。这些档案之后深锁内廷,不对外公布,仅在实录、起居注中保留个别片段。廷寄的机密性和机动性,显著提高了雍正帝的权威,至此朝中再无人敢质疑他,西北蒙古问题也得到彻底解决。通过军机处这个非正式的中枢机构,雍正塑造了完全从属于自己的内廷,削弱了外朝的重要性,以便于自己随心所欲、乾纲独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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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6年乾隆继位后,局势发生了些许微妙变化。在金川之役大获全胜的1749年,有位名为冯元钦的御史,建议皇帝将军机处改名为枢密院,恢复唐宋时期中央政府高级班子的名称。稍熟悉清代历史的人都知道,那些提出重大改革建议的官员很少是孤军出阵,他们的背后,往往有一股持相同意见的政治势力暗暗支援。冯元钦的提议,表达了“对当前内廷的影响力以及实力扩张背后勃勃野心的担忧。持这种观点的应该是外朝的权贵,他们注意到了自己的机构已逊色于内廷。”

制度史脉络中的人与权力

将军机处改名枢密院的提议,还反映了整个官僚体系对于军机处这个临时中央机构之反感。马克斯·韦伯曾指出,官僚体系的特点是理性的共同体行动,它所造成的“非人格性”一旦定型,就能够形成一种凌驾性的权力,“专制君主在面对官僚之优越专门知识时,也有同样的无力感,在某种意义下甚至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政治元首都要感到无力。”帝制中国最符合这种“理性的共同行动体”定义的,可能是唐代的三省六部体制——当绝大多数中央命令都要经过中书省起草、门下省驳议,尚书省执行的法定程序时,个人意志很难得到发挥,相应地皇权也会萎缩。

换句话说,任何官僚机构,只要它的职责稳定下来,就会渐渐形成限制君权的力量。但军机处是临时的,其成员全凭君主喜好任命,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将它就地解散,上述局面就很难出现。这也能够解释,为何乾隆帝不但拒绝了枢密院之议,还将军机处的人数规模减至最小,并由官员兼任军机大臣,而不是授予专职。在他四处巡幸的时候,军机处可以携带重要文件随行,在帝国的任何角落都能发号施令。这种灵活、高效并临时的中枢机构,便于君主将个人意志发挥到极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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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如此,随着军机处处理复杂任务能力的提高,它也开始衍生出下属机构,即军机章京、满伴和方略馆。军机章京类似于军机大臣的助理,汉族成员多来自浙江、江苏两省。据担任过军机章京的武进人赵翼回忆,似乎为了与临时机构这一地位相适应,军机处早期的办公条件非常恶劣,所有人挤在昏暗窄小的房间里,连几案都没有,只能伏在地上起草文字,一旦出差错,就会受到严厉惩处。但表现良好的军机章京,却有机会出任地方或北京的美缺,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趋之若鹜。

“在乾隆结束时的军机处,仍是一个非正式建立且基本上无章可循的机构”,在乾隆末年,这种畸形制度终于产生恶果。军机大臣和珅,利用“咨文”这种平行文书,巧妙地绕过了皇帝和监察体系,几乎有样学样、另立中央,围绕自己建造了某种“影子军机处”。这种躐等僭越,而非官方提到的巨额受贿数字,恐怕才是嘉庆帝最终忍无可忍,选择将和珅抄家处死,余党一网打尽的根本原因。

军机处(军机处:帝王集权的意外结果)-图8

和珅死后,军机处的成员大换血,外廷部院的核心班子也几乎都换了人。与此同时,军机处的运作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,渐渐“变成一个与其他中央机构运作方式一样的机构。”1818年完成的《嘉庆会典》,更是用一卷的篇幅描述这个机构,虽然白彬菊质疑该书“所刊印的都是一般性的程序,较少揭示对军机处最具意义的运作细节”,但这不过是从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到《大明会典》等政书撰写方式的通例而已。

中国历史有一基本规律,有抱负的皇帝在施展其宏图伟略之前,必然先重建一套小而新的机构,并趁着一股锐气,冲破既有制度的重重藩篱,达到改革目的。实践证明这是最有效的方法,因为全盘化改革方案反而容易坠入泥潭,寸步难行。近代史上各种“小组”的诞生,背后也是相同的逻辑。但吊诡的是,新机构一旦步入正轨,马上又会滑向旧制度一边,强弩之末,不穿鲁缟,以至于几十年后不得不重建一新“小组”。很多政治制度变迁背后,都是这种考量构思、实现、失效的循环往复。

军机处(军机处:帝王集权的意外结果)-图9

这符合历史学者邓小南提出的“活的制度史”表述,军机处也不例外。只不过它所带来的变革,不是政治的公开化而是私人化,从现代政治学的观念来看,无疑是一种退步。白彬菊此书并没有涉及鸦片战争之后的军机处,可能是材料猛增难以驾驭,也可能是作者觉得他已经说完了最精彩的部分——随着西力东来,军机处只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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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转自:《经济观察报》

作者:尹敏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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